一段陈年旧事，与任何无关。
2006年末，我从打工七年的小兴安岭回到了老家，花了5万块钱盘下了村里的一家小百货店。自己手里2万元，连挪带借3万元，总算把店开起来了。
自从2000年去的小兴安岭到2006年回村，差不多七年。这七年干通信外线虽然天天起早贪黑，苦了点儿，累了点儿，但收入还是挺稳定的。不光还清了外债，手里还有剩余。
我原以为在村子里开个小店很简单，只是简单的进货卖货就可以了。其实不然，一百多户的村子里开了五家大大小小的小卖店，竞争还是挺激烈的，相互压价，甚至卖得比镇上的批发部的零售价还便宜。
这只是其一。另外，为了逃避缴纳各种费用，几家小卖店也都是费尽了心机，绞尽了脑汁。轮到我这儿只能靠硬抗，都是为了少交或者不交。
工商所的车一来，看到的人们便提前通知我们，作为店主的我们便把店铺一锁，溜之大吉。等到工商所的车走了，我们再回来。
工商所的人后来学聪明了，赶上下雨天来堵门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只能是老娘们出面死扛，就是不交，工商所的人每次来 都惹了一肚子气之后走了。
有一次工商所的人去村西头的陈家去收，陈小子拿着木棍把工商所的人给轰了出来，从此他们再也没敢去过。陈家人在县城里的关系硬，是没人敢惹的。
至于卫生费什么的，一年只交几百块钱就行了，每次县里的卫生局来收费，我都照缴不误。
到了2008年初的时候，我们村里有两家小卖店的烟草专卖许可零售证到期了，烟草专卖局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他们去换证。我的也该到期换证了，但是烟草专卖局没有通知我。
过了几天，我便自己去烟草专卖局问了情况。烟草局的人说：“想要换证，得经过当地工商部门的同意。”
我只好去镇里找到工商所的王所长。王所长说：“怎么？这回你找我来了，我们收管理费的时候，怎么找不到你呢？我们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治理你们这些不交管理费的，没得谈！”
我说：“我可以补交啊！王所长你看这两年得补交多少？”
“每个月按规定交100元，你自己去算吧？”王所长用食指敲了敲办公桌。我一看数字有点儿庞大，就走了。
“小卖店有的时候一天的营业额都不足100元，去了缴纳卫生费和工商管理费等，还能挣到钱么？”我心里想怨道。
实在没有办法，我找到了时任副所长的刘军。刘军跟我是小学同学，虽然从来没有打过交道，还是想让他帮帮忙。刘军说得需500块钱的费用。
于是我就给他拿了500块钱。可等了几天，杳无音讯，于是我就去他家找他，可是他家一个人没有。
我知道刘军在镇里开了个商店，主营服装。在店里，我只看到了他的妻子。商店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服装，显得有些陈旧。
屋子中间的柜台里摆满了各种不规则的小商品，一眼就能看出是从村屯的小卖店里没收上来的东西。
他的妻子说不知道刘军在哪，说他天天下去收费，常常联系不到，平时很少回家，电话她也打不通。
我真后悔找这个老同学办事，以前就听别人说他这个人不怎么样，好吃喝卡拿。
我又找到了王所长。王所长斜着身子坐在椅子上用手托着下巴：“刘军找过我了，我跟他说了，不行！”
“王所长，你看能不能少交点儿，我的小店儿店小利薄，去了交的，根本就不剩钱了，”我央求道。
“我们三番五次地找你们，你们拿我们当一回事了么？又是车又是油的，挨着骂，你们还一分钱不给，我们容易么？”王所长有些激动。
我看王所长的情绪有些上涨，不可能有商量的余地，只好给在地级市里工商局上班的堂叔打了电话。我原以为，交上千儿八百地把事情解决了就行了。压根不想给堂叔添麻烦，怕他触碰到原则问题。
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堂叔。堂叔问我打算怎么办？我说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，能少交点儿就少交点儿吧。
堂叔让我把电话给了王所长，他们之间说了很长时间。王所长说他从县里下来当所长怎么怎么的不容易，怕领导下派的任务完不成怎么怎么地，说了一大堆。
我也听明白了堂叔的意思，他让我按村屯小卖店的低标准每个月补缴50元的管理费就可以了。
我拿出一千多块钱，查出1200元放到了王所长的办公桌上。
“好了，明天你到烟草局直接换证就行了。”王所长脸色有些发红，依旧用食指敲了敲桌子说道。
我稍微犹豫了一下，便起身走了。第二天，我便乘车去了县里的烟草专卖局。
当我推开烟草局的门时，看到里面有四个人正在玩扑克，烟雾缭绕。我跟他们说，我是来换烟证的。
“我知道，”其中一个人说：“王所长昨天给我打过电话了，但是你还得交500元钱的手续费。”
“好，”我答应着，把钱和证件递给了那个人。
他把钱跟我的证件放在抽屉里，“下周一来取证。”他扔掉了嘴里的烟头，用脚辗了辗，说道。
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，我急匆匆地坐车赶回了家。那时候正赶上北京奥运会，我几乎每天都守在电视机旁看奥运直播。
取回烟草专卖证没多久，我们这儿就取消了工商管理费，政府出钱给各家各户的电视免费安装了有线，修了村道，建了自来水管道。
在全世界闹金融危机的2008年，我们村的生活却有了很好的改变。
这是个十多年前的故事了，然而故事终究是故事，只是偶尔在记忆里翻出来晾晒一下。